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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辛苦的连队——一个老兵的回忆

更新时间:2021-08-03     发布者:超管     查看:478     来源:原创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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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近照


(文/豆  朝)1969年,我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我们在郑州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。到了西安后,我被分配到了通讯营架设连。通讯营就好比部队的神经,有线和无线又有区别,特别是战争中,有线比无线的保密性要高的多,无线电只能在炮火打响后使用,要不然对方会锁定方位放干扰,或破译密码。有线就不同了,在战场上战壕里,全是自己的部队,敌特一时也混不进来,直接把线放过去,接打就行了。

 珍宝岛事件后,俄、中两国矛盾不断加剧,所以必须提前做好战争准备。俺是3月8号到的部队,20号架线任务就来了,坐火车往甘肃省祁连山北边,在那里干了3个月。8月份又到华阴,在华山北边架线,一干就是二十几天。接着新的任务来了,那是特殊任务,由中央总参直接调动。

 回营房休息了一天,又洗了洗澡,第二天集中开会,部队首长向大家讲到苏联和蒙古合伙,准备进犯我国西北边疆,我们应该提前做好防范。并先学了几句在战场上对待俘虏的常用语,有俄语,也有蒙古语。比如举起手来,跟我走,交枪不杀,我们宽待俘虏。并让大家做好保密工作,不许打电话,寄信或发电报,个人的东西打包,写清楚收信人的详细地址和姓名,个人血型写在领章背后。这那里是开会布置任务呀、俨然是战前动员。

 平常我们通讯营是不配枪的,可这次等于是上前线呀,所以全连配备了三挺轻机枪。班长配的是冲锋枪,士兵配的是自动步枪。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自己的武器性能,记好个人枪支编号,我们第一天到靶场练习,每人试打两发子弹,靶场上我全身贯注,按照要领两发子弹都打了十环,大家都很羡慕。

 第二天正式打靶,每人发放九发子弹,我的打靶成绩照样不错。火箭筒班也参加了打靶,还投掷了几颗手雷,并且教大家怎样投,因为手雷是对付敌人坦克和装甲车的。

 上级还为我们增配了一个汽车连,一个火箭筒班,一个摩托车班,还有号兵和医生。因为大西北天气寒冷,当时就给我们换上了皮鞋,皮帽子,皮手套,皮大衣。然后,我们坐上火车向大西北行进。记得在路上跑了三天三夜,一路上早饭和晚饭都是吃自己带的干粮,中午饭是在兵站吃。里边地方很大,饭菜都盛好了,热乎乎的味道也不错,饭后几分钟去趟厕所就又登上了列车。

 第三天早上到达玉门镇。卸下汽车连的十五辆解放牌卡车,再把其他东西卸下来,装上汽车,大家坐上汽车朝着目的地进发。夕阳西下时,我们到达要执行任务的第一个边防站,“红石山”。

 那是特殊时期,无论什么人,多大的职务,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靠近这里,更不能过去。这时连长把中央总参的命令呈上,边防军又向中央发电报落实。我们即在原地扎下帐篷等待消息,直到第二天他们接收到中央电报回复之后才对我们解除戒备。让我们进入了工作区,紧张施工开始了,大家早出晚归,武器不离身,中午炊事班送饭,晚上睡觉头枕着枪,子弹都是上了膛的,就差开保险了。

 大家各有分工,各司其职:一辆车跑几百公里外拉水,一辆车负责购物保证食需,六辆车拉线杆、电线和电料,一辆车炊事班送饭专用,其他车辆接送战士们上下班。火箭筒班、摩托车班、号兵在远处放哨。每天都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收工。

 开始几天汽车快到边防站的时候,边防兵很快进入战壕如临大敌,还会听到他们拉枪栓的声音。我们在车上也有些惊慌,不由得就想摸枪。司机很远就把车停下,连长下车把证件拿出来让他们检查,然后放行。一连几天过去,我们好像也就习以为常了,快到边防站时看到他们又像往日一样,迅速进入战壕,严阵以待,我们自觉好笑,调侃说:“看!他们又把咱当成敌人了”。

 戈壁滩上常年很少有雨雪天气,有的只是干冷的风。平时正常情况下的风力也有三四级。地面上生长的植被,早上太阳刚升起时,少有点黄绿色,一到中午就变成干黄色了,用脚踢一下就掉了,就像放在那里一样,根系极不发达。

 自小认为戈壁滩就是大沙漠,其实根本就不一样。真正的戈壁滩到处都是风化的碎石片,层层重叠,没有多大硬度,植被的根也很难扎的太深,往下挖坑既费劲又耗时,铁锨下去就好像在海绵上一样,还有些弹性。

 一天中午炊事班把饭送到工作区,大家刚开始吃,只听连长大声喊道“全连散开”。转眼之间全连隐蔽,枪口都对准一个方向。目标近了,大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我已经把枪保险打开了,只等命令扣动扳机。这时对方的车停了,从车上下来一人朝这边走来,连长也站了起来,朝那人走去。过了不大一会儿,连长打手势告诉大家平安无事。让那辆车缓慢驶入工区。连长说,他们是西安测绘局的,大家虚惊一场。

 一个多月后第一段任务完成了,我们又搬到第二个边防站“甜水井”。名字起得不错,这里确实有一小坑水,据边防兵说,水根本就不能吃,洗衣裳也跑色,烂的也快,只有垛墙用。

 一天晚上,边防站演电影,我们列队前往观看,大家都有序坐着,当然也都带着武器。当电影演到一半时,忽然在右边几百米外升起了一颗信号弹,边防连很快出动一个班,前去查找。大半天时间他们无功而返。据边防兵说:“这里离酒泉比较近,敌特不断在附近活动,所以要加倍小心。这次有可能是他们提前安放好的并设定时间的信号弹,用来骚扰我们。”

 记得是腊月初十,边防站与瞭望哨的线总算架好了,我们也该班师回朝了。坐了一天的火车,我们到了玉门镇,在那里等候第二天的火车。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把人冻得够呛,就弄了些木柴在屋里生火取暖,谁知中了炭毒。深夜,班长冯乃俊换岗回来刚睡下,河南老乡司石头感觉屋里不对劲,对班长说:“班长拉灯吧,这屋里有毒”。忽然我也感觉呼吸困难。我后边就是窗户,情急之下起身想把窗户打开,可身体已不听使唤了。这时石头哇哇的吐开了,班长感到事情的严重性,赶快起来拉着灯。小杨迅速把门打开,我披上皮大衣冲出了房门,在外边大口的呼吸着新鲜冷空气,过了好大会儿,才进屋,谁知进屋一看,一多半战友都昏迷了,正在进行抢救,直到天明才安全无恙。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

 早上七八点钟我们又登上了火车,下午五点到了兰州,领导到军区汇报情况,我们被安排到宾馆住了一晚上。等我们在西安火车站下车后,大家又排列整齐,迈着矫健的步伐,唱着雄壮的军歌,朝着军营走去。忽然听见了铿锵的锣鼓声,走近了,才发现原来是欢迎我们的。因为巨幅标语上写着,“热烈欢迎从大西北反修前哨胜利归来的战友们”。

 1970年我们从西安移防到天水,背着水壶、挎包、行李和干粮袋,一天几十里的往天水赶。去的路大多是山路,从军事角度考虑尽量走小路,一个是近再就是没有什么障碍,还可以保密。徒步行军我们总结的经验是,到宿营地先打热水烫脚,脚上有打泡的战士用针穿透,带进根头发,这样无论水泡血泡,排出污物后再走就没事了。然后再吃饭,这样一切的疲劳很快就消失了。

 到天水市后,俺营被安排到了“石马坪”。天水是古今的军事要地,周围全是山,越远山越高,很适合野战部队防守。俺们师又是战斗值班师,58年才从朝鲜战场撤回,有几位领导战斗经验丰富,还都立过战功。

 换过防地后,新的架线任务就更多了,固定线路用的全是沥青杆,甘肃宁夏的山地多,汽车能拉到的地方都尽力了,不能拉到的地方就堆在那里,由我们去抬,粗大的四个人拿杠子抬,尽量不往远处。细一点的两个人能抬动的就往远一点的地方载。再细一点的一个人能扛动的就往山顶上栽。电线电料都是一样,不是背就是抬,肩上磨肿那是常事。

 沥青是有毒的,热天容易融化,也容易往身上沾,经常靠近脸的部位,因此脸上就会一块块脱皮,所以俺施工也发放有工作衣,和一面带胶的手套。那时候国家贫困,部队提倡学雷锋,工作衣是用老兵上交的破烂军衣经过修补改制的,又旧又脏,酸臭气难闻。但没人叫苦喊累。

 在野外施工不吃苦那叫说瞎话。记得有一次,在宁夏的某个地方,中午吃饭的时候,当地百姓看到我们穿的是破烂衣服,吃的是高梁米土豆菜,他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们,有一个老乡壮着胆问,“你们是不是当兵的劳改犯”?

 我们只好向他们解释说,我们穿的这是工作衣,平常不穿。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,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,子弟兵也不能搞特殊。引来边民对我们肃然起敬,直夸解放军好。

 在宁夏“固原”的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时天很热,连队为了节约生活费买了好多便宜腐烂的洋葱,连着几天都是炒洋葱吃,谁知洋葱吃多了就连放屁撒尿都带有洋葱的腐烂气味,而且呛鼻子,适应的人不多。由于任务赶的紧,怕战士们中暑,中午习惯喝绿豆水,并把绿豆水装进水壶带到工地上,谁知绿豆水过不多长时间就会发酵变质,并发出恶臭,哪里还能喝?大家只能忍着。

 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叫“店子峡”的地方,山路又长,坡度又大,所剩的全是粗壮的线杆。我向老乡借了杠子,最后没能还上,到现在我还觉得对不起人家,良心不时责备自己,“不守信用,说话不算话”心存内疚。

 殊不知那天真是把我累坏了,下山的时候腿都不想抬,恨不得从山上滚下来,下班的汽车鸣笛声不断的催促,只等我一个人了,我很艰难的往前走着,车上人等急了,下来两个人接我,把我连拉带推弄到车上,都乱埋怨,你不知离住地多远吗?这都走到啥时候了,不是等你……

 任凭他们怎么说,我躺在车上像昏死了一样,到住地也忘记吃东西,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算缓过劲来,那是因为几天消化不良造成的。

 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,不仅换来了部队通讯畅通无阻,还赢得了师首长刘正昌、王连生亲自送给我们的“全师最辛苦的连队”称号。我为此而骄傲,因为我是这个连队的光荣一员,我对我的军旅生活和战友情充满美好的回忆,这是我人生最光荣的一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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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作者是一个爱学习的人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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